国际传播

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的主体、权力与体系变革

作者:胡奇茵 焦宝 更新时间:2025-04-18 来源:传媒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进化,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的基本格局。以人工智能数据—知识生产为核心的智能革命、以高端芯片制造技术为标志的算力生产、以改变传播逻辑为核心的算法体系,正在生成新的国际传播逻辑。智能交互的国际传播新主体依托以数据、算力和算法为基底的“算实力”,正在重构以“算权力”为核心的国际传播权力新格局。

一、出现新主体:双重智能主体的深度竞合

长期以来,凭借自我意识、思考感知和行动能力,人类一直是国际传播活动中的唯一主体。然而,随着数据、算力和算法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逐渐生长出和人类智能相似甚至相当的主体性,成为国际传播中的新兴建构性力量。

1.双智共驱:传播主体多元。在人工智能时代之前,机器仅仅作为辅助人类的工具、设备和手段,尚未具备自主思考的能力,也未在传播实践中发挥主体性作用。而今,人工智能突破了“思维限制”、跨越了“意图领会”,通过学习海量的生存数据、自然界的逻辑规律、人类社会的运转机制,不仅基本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学习和决策,而且处理信息的效率远超人类。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而形成的数字人、虚拟人等不同形态的传播主体,以“数字交往”的方式介入人类传播系统和生态之中,与人类共同作为国际传播活动的参与主体。人工智能利用了海量数据、超强算力和先进算法,在传播技术、渠道、内容、效果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优势,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概言之,国际传播活动已由人类智能主导的时代,步入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协同主导的时代。

2.协同共生:新型主体关系。若以人类主体为参照系和对比物,人机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附属关系阶段、对立关系阶段、等同关系阶段、共生关系阶段,当前正处于第四个阶段。该阶段所表征的“共生”关系,并非功能的简单叠加、嵌入或延伸,而是指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已达成的协议、协作与协同。机器在与人类的交往互动中逐渐完成自身“类人—同人—超人”的主体性进化,最终实现人机共生、价值共创。人工智能催生了以算力为基础、以算法为核心的国际传播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利用其强大算力高效生成海量内容,而其先进算法又能使这些内容精准触达用户。面对长期存在的国际传播话语权力不平衡的困局,人工智能主体以其强大的语言系统和海量的知识数据,有望成为人类交流的“数字巴别塔”,进一步帮助受众理解跨文化语境下的内容。

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作为国际传播活动中的两大智能主体,正在协力构建一种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间数字交往的传播新常态,两种智能主体间的深度竞争与合作重新塑造了国际传播格局、体系与生态。

二、生成“算权力”:国际传播机制的智能逻辑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国际传播活动中的权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以影响价值观形塑为核心功能的信息传播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人工智能在数据、算力、算法的加持下,以突出的“算实力”,重塑着信息传播的权力结构——通过数据分析、算法决策和计算能力来塑造信息和影响决策。可以说,国际传播的权力结构正在向“算实力”位移,从而催生出一种新的国际传播权力——“算权力”。

1.数据:构建国际传播的数字环境。数据是AI模型训练和改进的基础,没有海量且优质的数据,AI模型就无法提高性能、适应不同场景。同时,数据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已经成为国际传播权力生成的基础要素。如何积极推进数据跨境国际交流合作,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场上的重要议题,凸显了数据对于国际传播环境的建构意义。

数据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活动中占有基础性地位。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内容生产要依靠数据作为生产资料来进行。数据收集前置于智能计算,只有拥有巨量数据和训练基础,才能成功建构传播模型并进行精准预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以“数字化”的方式传播信息,数据不仅是传播内容,更是传播媒介。数据活动存在于每一次简单的信息获取、每一次人机之间的交流实践中。数据以其多样化的呈现方式和进制式的存储方式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活动中扮演着“永生”的角色,为智能化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数字环境。

2.算力:提升国际传播的生产效率。算力决定了AI模型的规模、性能和创新能力,算力的提高使得AI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变得更加高效。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活动中,算力推动具身传播实践,提升传播信度。最突出的表征就是,算力作为VR/AR展示、可视化呈现的底层支撑,使国际传播不再囿于传统的传播模式和固化形态,转而呈现为虚拟化身、数字交往的形式,将人类传播带入全感官的高语境传播阶段中,大幅提升了国际传播活动中信息的信度。

在人工智能驱动的国际传播活动中,算力推动传播多模态发展,提升传播效力,使得国际传播模式正逐步由单模态向多模态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单一叙事呈现方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以文生图、文生视频等多模态方式变得更有效力。此外,虚拟交互设备的出现,使得场景化传播更加高效和生动,进一步丰富了国际传播的内容和形式。可以说,算力提升带来的更为深刻的交互和更为多样的呈现以场景化的方式改变了国际传播活动中的空间感,进而塑造着受众的信息认知。算力驱动下的国际传播图景正日益清晰,强大算力让受众能够更为高效地获得国际传播的信息内容,大幅提升了受众对传播内容、理念与价值观的感知与交流效率。

3.算法:渗透国际传播的话语权力。算法最显著的特征是面向人、抓住人、赋权于人。凭借在各领域、各平台的数据调节与控制能力,算法正在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力。算法通过自有逻辑影响着人的社会交往、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在国际传播中重置和建构了社会关系。

算法是平台的话语操盘手。DeepSeek凭借卓越的算法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异军突起正说明了算法的重要意义,火爆全球的社交媒体平台TikTok以高效的算法推荐收获众多用户,建立起以用户生产内容为中心的平台体系。目前,算法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人工智能通过“算”来运作:它量化行为、分类身份、预测行动。在DeepSeek崛起之前,谷歌、Meta、OpenAI等平台主导着全球的信息流,使其算法成为国际传播的“守门人”。这些平台不仅是传播的媒介,它们更是传播的塑造者。通过优先处理特定内容、放大某些声音并压制另一些声音,算法实际上决定了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可见性与隐性规则。权力不再仅仅依赖于内容的生产,而是深嵌于算法对内容的编排与筛选之中。AI的崛起还带来了独立于人类监督之外的新型舆论与社会治理方式。算法已介入内容审查、外交对话甚至选举过程。例如,AI驱动的内容审查系统如今负责决定什么是仇恨言论或虚假信息。当然,批评的意见认为,这些系统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容易引发偏见与滥用。无论是高效率的信息生产和获取,还是虚假内容的大量生产传播,抑或被掌控的意见场域,我们已经看到算法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活动中通过抢占信息产品生产市场,从而掌握话语权力的重要作用。

“数据”作为基础设施,在国际传播中成为各国争夺的对象;“算力”作为新型国家实力,更是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核心;在国际传播领域,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权力越来越存在于“算法”之中。与此同时,算法偏见与平台政治、隐私泄露与数据安全、舆论博弈与谣言治理等都是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所面临的风险议题。

三、塑造新体系:国际传播效能的全面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第十部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就如何加强对外传播、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出了具体要求: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在人工智能时代,聚焦“算实力”和“算权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框架,是塑造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要基石。

1.依托“算实力”创新国际传播模式。“算实力”是创新国际传播模式、生成国际传播“算权力”的基础。“算实力”可以测定国际传播效能,分析并预测舆论,我们应充分利用“算实力”工具在国际传播活动中进行综合且精准的评估与决策。

首先,以中国数据模型传播中国话语。AI大模型是“算实力”的体现。随着ChatGPT的兴起,国内形成大模型共识。中国数据承载中国话语、中国模型传播中国声音,利用人工智能更新叙事模式,以更高效能传播中国故事,以更强算力打破智能传播中的无序法则,进而实现跨文化传播效能提升的最大化,更好地完成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要求我们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国际传播逻辑和实践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国际传播底层逻辑的变化,如传播时空的即时性、一体化,传播主体人机并存的复杂性,数字意识形态渗透的隐秘性,传播平台和手段的多元化等,这些都是影响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重要因素。

其次,重塑传播内容事实核查机制。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国际传播实践中的新变化和新问题,尤其要关注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现象。当前,在国际传播中以对特定受众造成冲击力为目的的虚假信息生产和传播更为泛滥。在前AI时代,视频一直是打击互联网谣言的重要利器,但在AI合成万物的时代,视频生成模型的出现打破了原有以视频为核查依据的传播模式,外包的记忆、体外化的视觉图像都有了造假的可能。这就需要我们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还要做好“信息疫情”的防控和治理;在做好认知传播的同时,还要做好认同传播,把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量转换为国际传播的增量。

最后,充分掌握国际传播舆情局势。“算实力”可用于舆情与谣言的分析和预测,辅助决策。目前,ChatGPT已经成功联网并且和多平台达成“跨界合作”,体现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全面介入国际舆论场的发展趋势。随着“算实力”的增强,大模型不仅可以被应用于追踪热点国际事件,还可以串联社交媒体关键词并进行情感计算,通过分析社交媒体平台上各圈层群体对中国议题的态度和情感,监测并预警国际传播活动中的潜在风险。要完善国际传播的风险预案机制,以“算实力”为支撑,把控国际传播舆论风向,为我国创新国际传播模式、再塑国际传播体系提供有力支持。

2.提升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效能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提升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是提升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内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构成了新的国际传播风险,具体表现为算法偏见和意识形态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遮蔽了不同群体间的偏见和歧视,尽管人工智能技术以“理性、中立、客观”自居,但实际上已经构成“一种涉及权力配置的意识形态引导的技术范式”,意识形态风险逐渐“隐蔽化、全域化、复杂化、动态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发展和伦理规制博弈的问题,而是直接参与了国际传播格局塑造、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权力机制运行。

在人工智能引领国际传播的新阶段,传统国际传播的物质界限正逐渐消解,数字空间以其去实体化、非物质化的鲜明特点日益彰显出有形空间所无法比拟的传播优势。我国应积极投身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之中,构建“数字共通”的国际传播环境,推动以“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跨文化符号意义理解、情感共鸣和意识形态对话”为愿景的国际传播数字化进程。构建数字文明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塑造国际传播新体系的价值取向。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不确定性和客观存在的风险与挑战,我国应抓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传播中国声音、聚焦共同议题,打造以“算实力”为支撑的高效能国际传播新体系;围绕“算权力”建设,充分调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传播活动中的巨大能量,提升国际话语体系影响力和引导力,为建立和谐、稳定、可持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作者胡奇茵系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焦宝系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刊发于《传媒》2025年06期